2025年8月第4周书目
纳什传
浏览次数：677次 更新时间：2018-08-24
到目前为止，纳什处在不间断的严重精神疾病的魔爪之下已经接近两年，疾病使他发生了很大变化。纳什的外貌和举止的改变是这样明显，以至于他在数学系的老朋友居然难以认出他来。1960年，在那个令人呼吸困难的夏天，那个来来回回走在普林斯顿的主干道上的男人显然深受困扰。他会光脚走进餐厅，黑头发垂在肩上，留着一把浓密的黑胡子，表情僵硬，目光呆滞。女士们尤其觉得他很吓人，他从来不会直视别人的眼睛。
纳什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校园里游荡，其中包括范氏大楼。在多数日子里，他穿着一件像罩衫一样的俄罗斯农民外套，如当时一个研究生记得的那样，正准备去“跟松鼠讲话”。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和一个题有“绝对零度”的剪贴簿。剪贴簿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其标题指的大概是最低温度，在那种温度下，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他对明亮的色彩特别感兴趣。
他经常出现在休息室里，在那里“喜欢旁观别人下克里斯皮尔棋，也作一些神秘的简短评论”。比如说，有一次，费勒刚好站在附近，纳什并不特别对着任何人说：“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一个超重的匈牙利人呢？”另外一次，他说：“西班牙与西奈半岛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此事发生在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之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两个单词都以S开头。”
当然，在范氏大楼里，人人都知道他是谁。资深教授有意避开他，范氏大楼的秘书们稍微有些怕他，因为他的身材和奇怪举止使他看来多少带有那么一点危险。有一次，纳什让系里的秘书亨利感到不安，因为他问她要一把最锋利的剪刀。亨利大吃一惊，向塔克请教应该怎么做，那时塔克需要借助一根拐杖走路，根本不是纳什的对手，就说：“哦，那就给他好了，如果出了问题，我会处理的。”纳什紧紧握住那把剪刀，向一本摊开的电话号码簿走过去，剪下封面以及一张用原色绘制的普林斯顿地区地图。他把这些东西贴在他的笔记本上。
他找到一个可以交谈的研究生。兰多尔(BurtonRandol)当时是数学系的一年级研究生，他回忆说：“我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古怪而感到头痛，在体格方面我也不怕他。我乐意和他说话，我们多少有点彼此欣赏。”他和纳什会在普林斯顿进行长时间而漫无目的的散步，兰多尔特别记得纳什的冷嘲式幽默感，那是“有意识的、自我指认的、自我贬低的。他知道自己是疯狂的，有时也就此开一些小玩笑”。
他间接地提到自己，通常用第三人称，自称是某个约翰？冯？拿骚，这个神秘人物的名字与约翰？冯？诺伊曼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而且暗示了与拿骚大街的某种联系。拿骚大街是普林斯顿的主要街道，就同拿骚堂是这所大学校园里一座主要建筑物一样。他用相当深奥的语言谈论世界和平和世界政府，明确指出他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与这些想法有关。不过，即便不是完全不提起，他也很少说及自己在巴黎和日内瓦的真实经历。
生活的长河平静流淌。尽管有了斯德哥尔摩的童话般经历以及诺贝尔奖得主的崇高地位，纳什夫妇仍然住在那所隔音砖砌成的房子里，前面是沿着小径盛开的绣球花，对面是普林斯顿火车站。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烧水壶、一个新的屋顶、一些新的家具，仅此而已。(纳什已经有能力支付他承担的那一半房屋按揭款项。)他们定期拜访的朋友很少，其中包括曼加纳罗(JimManganaro)、布劳德夫妇，当然还有博雷尔夫妇，这是他们多年来一直拜访的朋友。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大，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赚钱谋生和照顾约翰尼这两个基本需求。艾利西亚每天坐火车去纽瓦克，纳什已经不再开车，乘“丁奇”号小电车进城，在高等研究院吃午饭，下午去图书馆，难得也会去他的新办公室。如果约翰尼不是在医院或路上，他常常将约翰尼带在身边。
生活重新开始，不过，在纳什过去做梦的日子里，时间却没有停滞不前。就像温克尔(RipVanWinkle)、奥德赛(Odysseus)和难以计数的虚构的空间旅行者一样，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抛在脑后的世界在他不在的时候已经向前发展。昔日出类拔萃的青年现在陆续退休，或者快要离开人世。孩子们则步入中年，那个身材苗条的美人、他的妻子，现在是年届六旬的成熟妇人。至于他自己，70岁生日很快就要到来。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侥幸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衰老，相信自己可以重拾当初抛在一边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拖到六七十岁再从事他本该在三四十岁进行的研究”的人！在诺贝尔奖得主自传中，他写道：
从统计学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已经66岁的数学家或科学家能通过持续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我仍然继续努力尝试。由于出现了长达25年的部分不真实的思维，相当于提供了某种假期，我的情况可能并不符合常规。因此，我希望通过目前的研究或以后出现的任何新鲜想法，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不过，很多时候纳什不能工作。有一次，他告诉库恩说：“那个幽灵只在很晚的时候出现，在晚上6点之后，因为即便是一个幽灵，也会有普通人的问题，需要去看医生。”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会在自己的计算中发现一个错误，或是知道一个大有前途的想法其实已经被别人探讨过了，再不就是听说了一些新的实验数据，使他的一些猜测显得不那么有意义。
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满怀悲伤遗憾之情，诺贝尔奖不能恢复他已经失去的某些东西。在纳什看来，人生的基本乐趣来自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与别人的亲密关系。因此，对他过去的成就进行表彰虽然带来了一种慰藉，却也让人突然充分意识到他现在究竟有能力做什么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正如纳什在1995年指出的那样，在长期患精神疾病后获得诺贝尔奖，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在患精神疾病一段时间之后仍有高度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在社会上值得高度尊敬)的人们”。
纳什在一群精神病医生面前对自己的情况作了最直截了当的描述。1996年马德里演讲结束之前，他在回答一个提问时说：“要在丧失理性之后恢复理性，恢复正常生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他接着停顿了一下，向后退了一步，然后用一种更加坚定、更加确信的语气说：“但是，这样的事情也许并不存在。假设你见到一个画家是有理性的，但假设他不能画画，却可以保持举止正常，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治愈呢？是不是一种真正的解救呢？……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康复者例子，除非我能做出某项出色的工作，”他又用一种忧愁的耳语一般的声音补充说，“虽然我已经很老了。”
199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提出向他支付3万美元，打算出版他的选集，纳什没有答应，当时他的心里就充满了上述想法。“从心理学角度上看，自从我很不幸地长时间没有发表东西以来，我就是有问题的。”他对库恩说。简言之，他不愿意因承认自己这一生的杰作已经完成而将日后的研究成果排斥在外。
正如纳什所说的那样：“我不想仅仅由于希望将自己看作一个(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仍然积极投身研究、并非躺在自己荣誉上面睡觉的数学家，而且假设自己确实能行，就出版一套论文选集。我当然也知道，如果选集不在现在出版，也有望在以后能增添一些出色的新成果的时候出版。”但是，当他怀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他跟自己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不得不将要面对或者已经面对再也不可能取得过去那种成果的前景。有些人一直比其他人更加积极，然而，岁月催人老毕竟是人生的一大严酷现实，而且这一点对数学家来说显得更加紧迫。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数学是一种年轻人的游戏。
……
纳什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校园里游荡，其中包括范氏大楼。在多数日子里，他穿着一件像罩衫一样的俄罗斯农民外套，如当时一个研究生记得的那样，正准备去“跟松鼠讲话”。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和一个题有“绝对零度”的剪贴簿。剪贴簿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其标题指的大概是最低温度，在那种温度下，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他对明亮的色彩特别感兴趣。
他经常出现在休息室里，在那里“喜欢旁观别人下克里斯皮尔棋，也作一些神秘的简短评论”。比如说，有一次，费勒刚好站在附近，纳什并不特别对着任何人说：“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一个超重的匈牙利人呢？”另外一次，他说：“西班牙与西奈半岛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此事发生在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之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两个单词都以S开头。”
当然，在范氏大楼里，人人都知道他是谁。资深教授有意避开他，范氏大楼的秘书们稍微有些怕他，因为他的身材和奇怪举止使他看来多少带有那么一点危险。有一次，纳什让系里的秘书亨利感到不安，因为他问她要一把最锋利的剪刀。亨利大吃一惊，向塔克请教应该怎么做，那时塔克需要借助一根拐杖走路，根本不是纳什的对手，就说：“哦，那就给他好了，如果出了问题，我会处理的。”纳什紧紧握住那把剪刀，向一本摊开的电话号码簿走过去，剪下封面以及一张用原色绘制的普林斯顿地区地图。他把这些东西贴在他的笔记本上。
他找到一个可以交谈的研究生。兰多尔(BurtonRandol)当时是数学系的一年级研究生，他回忆说：“我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古怪而感到头痛，在体格方面我也不怕他。我乐意和他说话，我们多少有点彼此欣赏。”他和纳什会在普林斯顿进行长时间而漫无目的的散步，兰多尔特别记得纳什的冷嘲式幽默感，那是“有意识的、自我指认的、自我贬低的。他知道自己是疯狂的，有时也就此开一些小玩笑”。
他间接地提到自己，通常用第三人称，自称是某个约翰？冯？拿骚，这个神秘人物的名字与约翰？冯？诺伊曼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而且暗示了与拿骚大街的某种联系。拿骚大街是普林斯顿的主要街道，就同拿骚堂是这所大学校园里一座主要建筑物一样。他用相当深奥的语言谈论世界和平和世界政府，明确指出他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与这些想法有关。不过，即便不是完全不提起，他也很少说及自己在巴黎和日内瓦的真实经历。
生活的长河平静流淌。尽管有了斯德哥尔摩的童话般经历以及诺贝尔奖得主的崇高地位，纳什夫妇仍然住在那所隔音砖砌成的房子里，前面是沿着小径盛开的绣球花，对面是普林斯顿火车站。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烧水壶、一个新的屋顶、一些新的家具，仅此而已。(纳什已经有能力支付他承担的那一半房屋按揭款项。)他们定期拜访的朋友很少，其中包括曼加纳罗(JimManganaro)、布劳德夫妇，当然还有博雷尔夫妇，这是他们多年来一直拜访的朋友。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大，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赚钱谋生和照顾约翰尼这两个基本需求。艾利西亚每天坐火车去纽瓦克，纳什已经不再开车，乘“丁奇”号小电车进城，在高等研究院吃午饭，下午去图书馆，难得也会去他的新办公室。如果约翰尼不是在医院或路上，他常常将约翰尼带在身边。
生活重新开始，不过，在纳什过去做梦的日子里，时间却没有停滞不前。就像温克尔(RipVanWinkle)、奥德赛(Odysseus)和难以计数的虚构的空间旅行者一样，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抛在脑后的世界在他不在的时候已经向前发展。昔日出类拔萃的青年现在陆续退休，或者快要离开人世。孩子们则步入中年，那个身材苗条的美人、他的妻子，现在是年届六旬的成熟妇人。至于他自己，70岁生日很快就要到来。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侥幸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衰老，相信自己可以重拾当初抛在一边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拖到六七十岁再从事他本该在三四十岁进行的研究”的人！在诺贝尔奖得主自传中，他写道：
从统计学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已经66岁的数学家或科学家能通过持续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我仍然继续努力尝试。由于出现了长达25年的部分不真实的思维，相当于提供了某种假期，我的情况可能并不符合常规。因此，我希望通过目前的研究或以后出现的任何新鲜想法，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不过，很多时候纳什不能工作。有一次，他告诉库恩说：“那个幽灵只在很晚的时候出现，在晚上6点之后，因为即便是一个幽灵，也会有普通人的问题，需要去看医生。”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会在自己的计算中发现一个错误，或是知道一个大有前途的想法其实已经被别人探讨过了，再不就是听说了一些新的实验数据，使他的一些猜测显得不那么有意义。
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满怀悲伤遗憾之情，诺贝尔奖不能恢复他已经失去的某些东西。在纳什看来，人生的基本乐趣来自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与别人的亲密关系。因此，对他过去的成就进行表彰虽然带来了一种慰藉，却也让人突然充分意识到他现在究竟有能力做什么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正如纳什在1995年指出的那样，在长期患精神疾病后获得诺贝尔奖，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在患精神疾病一段时间之后仍有高度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在社会上值得高度尊敬)的人们”。
纳什在一群精神病医生面前对自己的情况作了最直截了当的描述。1996年马德里演讲结束之前，他在回答一个提问时说：“要在丧失理性之后恢复理性，恢复正常生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他接着停顿了一下，向后退了一步，然后用一种更加坚定、更加确信的语气说：“但是，这样的事情也许并不存在。假设你见到一个画家是有理性的，但假设他不能画画，却可以保持举止正常，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治愈呢？是不是一种真正的解救呢？……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康复者例子，除非我能做出某项出色的工作，”他又用一种忧愁的耳语一般的声音补充说，“虽然我已经很老了。”
199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提出向他支付3万美元，打算出版他的选集，纳什没有答应，当时他的心里就充满了上述想法。“从心理学角度上看，自从我很不幸地长时间没有发表东西以来，我就是有问题的。”他对库恩说。简言之，他不愿意因承认自己这一生的杰作已经完成而将日后的研究成果排斥在外。
正如纳什所说的那样：“我不想仅仅由于希望将自己看作一个(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仍然积极投身研究、并非躺在自己荣誉上面睡觉的数学家，而且假设自己确实能行，就出版一套论文选集。我当然也知道，如果选集不在现在出版，也有望在以后能增添一些出色的新成果的时候出版。”但是，当他怀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他跟自己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不得不将要面对或者已经面对再也不可能取得过去那种成果的前景。有些人一直比其他人更加积极，然而，岁月催人老毕竟是人生的一大严酷现实，而且这一点对数学家来说显得更加紧迫。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数学是一种年轻人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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